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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布时间:2019-07-13 15:08:41 编辑:笔名

那年头,在普通人的眼中,放电影简直是神仙的工作,放映员就像神仙哪!  这个公社的电影队,共有三人:侯队长、放映员阿广和电机员小戴。阿广和小戴是入行不久的年轻人。侯队长年纪大些,原在县电影院,据说下放到这里是“镀金”。他三个干上这行,一年四季几乎天天在看电影,怎不令人羡煞呢!  电影队担负着全公社的放映任务,在乡间巡回,形成一条大致稳定的“影线”,得一头半个月才返到镇子。  这天午后,拖拉机进入公社大院,卸下行囊。侯队长在乡下弄了几筐上好的龙眼,忙着托人送到县城家去。阿广也顾不上歇歇,将画好的海报交给小戴拿去张贴后,他抱起银幕,走到灯光球场去张挂。  银幕要拉开,挂在傍近围墙的两棵大树之间。他将银幕一侧的两条绳子搭在肩头,猴子一般爬上树杈,熟练地拴好绳头;双臂抓着树枝,吊着身体,跳到地面。再攀上另一棵树,要拴银幕另一侧的绳子就相当费劲了,那布幕鼓起了风,很沉重,他怎么用力扯也控制不住。就在他急得满身冒汗的当儿,手里忽然轻松,那绳子就得以绕过树干拴紧了。  阿广掉头一看,是个姑娘用一条竹篙撑起了那布幕。他连忙跳下树来,对姑娘一笑叫道:“阿萍!”阿萍白他一眼:“你拉银幕怎不叫我?”阿广做个怪脸说:“爬树,是你干的么?”“不是我,你猴子能扯起银幕?”说着,她裂开樱唇笑了,露出整齐的白牙。  阿萍是公社的播音员,正值芳龄,长得漂亮:鸭蛋脸,秀眉明眸,高挑的身材,优美的曲线,说话的声音清脆甜美。阿广与她是高中时的同学,也不客气,从她手中接过那条竹篙,转身时没注意身后有个人,篙头差点扫到那人的脸——是队长!  侯队长疾忙后退了两步。他这人总这样的,悄悄就出现了。说来,他本长得一表人才,只是嘴巴凹陷,就落下个绰号“凹嘴”。“阿凹侯”名头太响了,镇上的人可以不认得书记,但没人不认识他。此时他摸摸凹嘴,看一眼阿萍,转脸问阿广:“海报贴出去了?机器安装好了?”“都弄好了。”阿广简短回话,扛着竹篙就匆匆走了。阿萍则向球场另一头的播音室走去。阿凹侯也没什么表情,习惯地背着双手,慢步走向食堂……  小戴已经在街头路口处贴好彩色海报。人们知道又有电影看啦,是新片《奇袭》,都奔走相告,消息就像风一般吹遍了镇子内外。  吃过晚饭,人们从四面八方涌向公社大院,比过节还要热闹。男女老少扛板凳的,背椅子的,纷纷进入灯光球场占坐位。到开映时,场地上人山人海;入口处还拥挤着没买到票的人,于是就有翻墙的,钻洞的,爬树的,可累坏了那些维持秩序的民兵。  以往每次放电影都免不了这情形。尽管新鲜的影片并不多。那几部老片子在反复地放,有人说是“三队红英三战机(鸡)”,即《平原游击队》、《铁道游击队》、《洪湖赤卫队》、《红孩子》、《英雄儿女》、《地道战》、《地雷战》、《南征北战》,“机”谐音“鸡”,指《鸡毛信》。尽管如此,但人们看不厌,那年月看电影就是人们的消遣、的享受呀!  放映员顿时成为万众瞩目的中心。头顶的几排大灯一灭,阿广“啪”一声扳下放映机的开关,光束投射在远处的银幕上,全场的嘈杂声逐渐平息,能够听见胶卷走动所发出“滋滋滋滋……”的响声。人们沉浸在“奇袭”的故事里,随着情节的不断推进,观众们也跟随着喜怒哀乐——就这么过瘾!  阿广在放映影片,小戴在照看机器,侯队长呢——背着双手在周围巡视。  一般影片都有四盘胶卷,需要换片。换下的盘子要立即倒片,倒进另一个空盘,装进铝箱,以便下一场的放映——场外还有很多没买到票的观众,还得为他们放一场。换片由小戴帮忙。阿广则利用这个空隙,作当前工作的宣传。以往,宣传的是抗旱啦,防涝啦,民兵建设啦之类,他对着麦克风个人表演,形式多样化:打快板,诗朗诵,唱山歌,甚至吹口哨什么的。那么,他还会有什么新招儿?人们不禁拭目以待,洗耳等待恭听。  今晚的宣传内容是“计生”,阿广一个人作“夫妻对话”。他时而是浑厚的男声,时而学尖脆的女嗓,说得惟妙惟肖,逗得笑声如潮。大家私下议论:这个阿广,是个多面手哇!  其实,放映员就是这样的,经过严格考核,需要多种才能:口齿要清楚,字要写得好,能文善诗会画画——电影海报、宣传材料都得自个弄呀;还得健康有力气——扛那些机器。要紧的一条是“政审”,原先在全公社招考时,侯队长做考官,有个民办教师啥样都好,就是政审没过关被刷掉了——那人是阿广念高中时一个老师的儿子,他一想起这个就感到心里怪难受呢。  电影放完,民兵立即清场,然后放进第二场的观众。也有不少人看了一遍没过瘾,接着又买票再进来的。场地上一片乱哄哄。阿广坐在放映机旁的椅子上歇歇,实在很累了。身边围了一大群孩子,在唧唧喳喳说话;那些姑娘小伙儿,在羡慕地看着他。  阿广早已习惯这样的情景。别人只看见表面的风光,哪晓得放映员的艰辛啊!每次下乡,坐手扶拖拉机那是好的,很多时候要坐板车,骑自行车,甚至步行。背包装着银幕,沉重的是放映机、电动机、铝箱子,肩挑背扛。队长患有腰椎骨质增生症挑不了担子,靠的就是阿广和小戴。小戴累坏了,曾发牢骚说:“什么鸟事儿!还不如我仍在街上修电器、画镜画呢!”阿广也只能劝导他。  日逐一日,四季如此,一年要放映两百多场,大约三天放两场。节日更不得休息。不管吹风下雨,无论跋山涉水,他们必须送电影下乡,用脚步在乡村画出那一条无形的“影线”。远的山区,真是“朝发夕至”,要走上一个白天才能到达。一到目的地,就忙着拉起银幕,安装机械。每每放映完,收拾好东西,已是深夜。曾有过很滑稽的场面:放映员比观众还多。有一次,天气寒冷,下着霏霏小雨,观众陆续离开了那个山窝场地,只剩下一个观众,但那个大叔还想看下去,放映员就得把影片放到结束……  此时,球场上又坐满了观众。阿广站起身来,开始新一轮的放映。放完一卷,在小戴换片时,阿广往四周望望,没看到侯队长。他似乎想起了什么,轻声对小戴说:“我去去就来。”小戴点点头,站到放映机边。阿广躬着腰,从人群中钻了出去。  离开球场,阿广快步走向大院另一头。那儿僻静,玉兰树旁,有一座哥特式的二层建筑,几十年前曾是天主教神甫的住宅,如今播音室就在楼上。他往上一看,播音室的窗口透出有微弱的灯光,想必阿萍看完电影后就上楼去了。  他走进楼道,放轻脚步摸黑上楼,来到播音室门前,耳朵贴在门上听听。不出他的所料,里头传来阿凹侯阴阴的说话声,但听不清说的什么。“放开我!我要喊……”是阿萍!但她后面的话被堵在了嘴里。随即响起啥东西掉在楼板上,夹杂两人撕扯的响声,门缝透出的光亮也灭了。阿广心头一急,猛劲儿扭那门把,可怎么也扭不动——门在里头锁上了。  阿广踢了几脚门板,再也顾不得许多,就从走廊的敞窗钻出去,使出攀竿爬树的身段,贴着窄窄的窗沿一步步移过去,一脚蹬开播音室的窗扇,身体一跃就跳进室内。惨淡的月光从窗口射进屋里,照见阿凹那张白脸。阿萍被放倒在楼板上,白衬衣被撕开了,裙子被撕破了,浑身在索索发抖。阿广连忙走过去,将她拉了起来。  阿凹显然很吃惊,瞪大了眼:他的手下,胆敢给他放映了一部片子——“奇袭”!  阿广双眼怒视着阿凹侯。但他没想到,阿凹竟然那样的厚颜无耻,歙动着那张凹嘴说:“是你呀!”阿广奔过去抓着他的手臂,说:“走!我们去见书记!”哪料阿凹一点儿也不慌,眼望着阿萍冷笑一声说:“见到谁我都会这么说——我已和阿萍那个了。我见人就唱……”  阿萍脸上在淌泪,拉拉阿广,啜泣说:“别,别……”  阿广犹豫了。显然,阿凹并不怕道德败坏,但阿萍一个黄花姑娘的名声……,阿广只能恨恨地一跺脚,拉着阿萍走出了播音室。  这些日子经过多方了解,阿广终于晓得,阿凹是个靠整人起家,“左得入魂,邪得发昏”的家伙。他与县的把手、武装部政委同姓,扯上了关系,来往很密切,就是侯政委把他弄进电影院的。阿凹每次下乡搞来的水果、特产,不时地往政委家里送。他拎起水果筐子有的是劲儿,哪有什么“腰椎骨质增生症”?  前些时候,县里得到一个文艺专业的工农兵大学生名额,阿凹通过政委的门路,挤掉已经上了录取名单的考生,让他那个不学无术的弟弟顶替上了艺术学院——被挤掉的女考生,恰恰就是放映员招考落选那个民办教师的姐姐呀!  阿广义愤填膺,很想扳倒阿凹。可是,阿凹有政委罩着,政委在地区有后台,省城又有靠山,自上而下,好像有一条线扯着,那是影影绰绰的一条“线”——“影线”。他一个小小放映员,能有多大的泥鳅呢?  不久,阿凹“镀金”完满,调回县电影院当头儿去了。  但世事总是难料。两年后,“文革”结束。阿凹的弟弟毕业后当了个教师,却因为犯了强奸女学生罪,被判处十二年有期徒刑。阿凹则由于下乡时睡过几个村姑,东窗事发被审查——据说那就是阿广举报的。此时侯政委因为文革问题自顾不暇——他当过军宣队长,提供枪弹支持派斗,害死过人——还能保阿凹侯么?  不过事情还是有遗憾。侯政委多不过脱下那身草绿“虎皮”罢了,换个地儿又当官。阿凹被处分过了,也仍留在电影院。听闻他的凹嘴歙动牙痒痒的,发誓要报复阿广,还想将阿萍弄到手。这下阿广慌忙考上了大学,与那个民办教师一起离开了镇子;四年后毕业了,阿广迎娶了阿萍——镇子上的人都说是“郎才女貌”,婚后两口子住在省城,后来又双双移居香港,让阿凹再也鞭长莫及。   共 3675 字 1 页 首页1尾页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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